古徽州文化之徽州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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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科技文化清后期衰落探析
古徽州科技文化为何在清后期急骤衰落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古徽州社会毕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它只能在这种总的社会背景下艰难地伸展，而不能超越时代突飞猛进。一旦上述促进科技文化发展的因素丧失以后，古徽州科技便和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千国一样很难向纵深继续发展下去，也不可能挽救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科技落后局面。
   
    其一，徽州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封闭式社会，维系这个社会的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徽州又是理学家朱熹的故里，理学思想的影响甚于他邑。程朱理学虽然对徽商的经济反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从本质上加固了封建宗法制度，并且徽商的经济反馈，主要也用于“护祠宗以敬宗睦族，树牌坊为传世显荣”，同样起着巩固封建宗法制度的作用。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干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便是徽州典型封建家族的写照。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下，徽州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妇女，终年株守，老死青山，徽州方言土语种类特多便是一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对新事物感兴趣，因此古徽州科技文化虽然鼎盛一时，也有卓著成就，但终不能成为多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其发展是极为有限的。如最富盛名的新安医学，视整个人体为一个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获取病情信息，进而运用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五行辨证等理论分析病情，确诊下药。数百年的临床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它的科学性。但由于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新安医学派及其他中医始终未能在人体解剖方面加以突破，致使许多学秆都不把中医学看成科学，不能在科技史上取得应有的地位，使其本身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
    虽然生活在雍、乾时期的戴震，也曾举起反理学的大旗，向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挑战。他在批评理学“以理杀人”的同时，还倡导富民思想，“其论治以富民为本。”并将其贯彻于他的科技实践中，“尝以休地山多，吸水灌田，所需劳力多而无补于大旱，乃变通古法，制赢旋车和自转车，以利农田。”但囿于时代，戴震的新思想不可能成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主流。人们只能潜心古籍，埋头于注疏考据之学。
    其二，如前所述，徽州文化兴盛的经济基础在徽商，但徽商的活动地区在境外的全国各地，极易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国家动乱不宁。资本主义舶来品冲击了徽商经营的场矿和布匹、纸张等手工产品，仅钢笔和墨水的传入，就使徽商经营的徽墨歙砚一落干丈；徽商经营的钱庄、当铺更是抵挡不过外国商人以政府为后盾的银行。加上国内买办阶级的夹攻，昌盛四个世纪的徽商终于退出了商业舞台，致使徽州顿形财源枯竭之局面，这样徽商作为促进古徽州科技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也化为乌有。这就是说，徽州的科技文化，失去了牢靠的经济基础，因而不能持久。作为坚实后盾的经济基础一旦衰落，徽州科技文化的衰落也就是旦夕间的事了。
    其三，从科技结构本身而言，徽州也有其自身的弱点。首先大部分科技研究仍然沿袭“重实用、轻理论”这一中国固有的科技发展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后来者不能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进。如许国牌坊虽然宏伟，但其结构原理、力学原理等问题，都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后人只能望而兴叹。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重实用、轻理论”这不仅是古徽州也是中国科技文化越来越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其次古徽州技术成果中的大部分是属于消费型、商业型、观赏型的，既受商业市场的影响，也为时尚所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和社会的需要，古徽州社会经济的畸形化，导致了科技发展的这种畸形现象。商业一衰，时风一变，已有的技术成果，也就光辉顿减，失去了它原有价值。
    另外，徽州有成就的科技研究者，都不是专门的自然科学家，而是“业儒而兼及之”。他们大多一生经历坎坷，有的还为谋生而奔忙，其研究成果也不为世人重视，只能为后人留下评价的资料而已。再就是明清统治者的“八股取士”政策，清代的“文字狱”，以及“重农轻商”、“重本抑末”、“闭关锁国”等政策，无不对古徽州文化思想起着禁锢作用。由此可见，徽州科技确有其光辉的过去，但却埋伏着急骤衰落的必然性，其中既有普遍的原因，也有徽州的特殊规律。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取得进步，并全面地向近代科技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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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科技文化鼎盛成因
古徽州科技以天文历法算术、医学、手工业技术为三大板块，并在这三大方面取得了一些国内最先进的成果，甚至有些是领先于当时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水平。纵观古徽州科技的发展过程，我们不准发现其两大特点：第一，在元代以前可以说古徽州科技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科技发展大致同步的，而在处于16世纪的明代以后，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中国科学技术保持千年之久的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渐渐落伍停滞下来，并开始落后于西方，但是徽州却恰好是它走向鼎盛的时期，人才济济，群星辈出；第二，是极具“家族链”和“师承链”这一大特色。皖南数学学派即以梅文鼎为核心，以梅氏家族和徽州程大位、江永、戴震、汪莱等为主干的群体网络。
   
    新安医学和徽州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这种由“家族链”和“师承链”构成的网络，把立足点放在他们致力研究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上，从而以极强的辐射力度影响着当时的学术界。   
    科学技术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必然与一定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徽州科技的盛衰正是与整个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同步演化的。大体说来，元代以前数百年，由于自然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需求逐渐加大，一些为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与此相应，整个徽州文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趋势，为科技活动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元代末年以后，作为自然经济之补充的反馈式商业，在徽州迅速兴起，把徽州的经济、文化推向了鼎盛时期，科技领域人才辈出，新的科技成果不断出现，使古徽州科技文化史翻开了绚丽夺目的一页。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而后又急骤衰落。古徽州的科技文化与整体发展不同步的现象，无疑有其内在和外部的动力：一是内部动力，表现为人们认识思维的不断提高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外部动力，表现为良好的社会条件对科技的推动。也反映了古徽州这一地域的特殊历史条件。
    首先因中国历史上战祸频仍，徽州多山的封闭式地理环境以及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为避战乱提供了理想地域，吸引了中原各地人口大批向徽州入徙。据史料记载自两汉动乱以来，先后有三次人口南迁，且战祸入徙的人口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原有土著人口，入徙者大部分出身为名门望族，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入徙后形成南北交流逐渐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如西汉初长沙王吴芮，“世居于鄱，生四子……三子日浅，封便基侯，析居新安，是为新安始祖也。”在文化上，他们“起学校，习礼容”，以汉文明融合、改造了土著文化，成为文化的盟主。日推月移，这些外来的民族不断同化着土著民族，同时其本身也为土著所同化。正是这种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孕育了富有鲜明特色的徽州文化，这是古徽州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力之一。
    其次是西方科技知识的影响和徽州学者对待西方科学的正确态度，中西在此碰撞时开出了绚烂之花，结出了必然之果。中国自16世纪下半叶，随着罗马耶稣传教士的来华，便开始了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影响着中国整个学术界。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一些文入学者带着不同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对西学的研究。或一概否定极力反对；或缺乏分析全盘接受；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评地吸收外来文化。毫无疑问，古徽州学者也卷入这场对西学的研究中去，并持正确态度待之。江永、戴震、汪莱和郑复光的科学研究便是其例。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引入，也打破了中国文人学者专事释经的治学方式，拓宽了研究范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无疑会对我国科技发展起着推进作用，这也是古徽州科技文化发展并至明清时达到鼎盛时期的重要客观原因。
        三是徽商的崛起、经济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徽州人的商业活动，据考证已有上千年历史。徽州山多地少，山地耕作，倍加艰辛，往往事倍功半，人们生活水平极低，这是徽州多商人的内在因素。而历次战乱导致大批人口的不断内徙，使得徽州渐成地少人稠之势，以致相当多的人发生了谋生困难，这又是徽商逐年兴盛的重要原因。正如许承尧先生所说：“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在明成化年间进入黄金时代。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米、茶、漆、纸、瓷器，不少人还开当铺、钱庄、茶坊、饭馆，有的如郑天锁还在福建兼营开矿，阮弼在芜湖办染织厂。他们集工商于一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代表。而且徽商的那种深入实际，考察研究，相互竞争的风气及他们持筹握算，分析毫末，较量锱铢，不遗余力的经营，无疑对于科学研究的求实精神，尤其是推动商业数学和珠算及医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程大位从20岁开始就在长江中下游经商，往来于江浙鄂赣诸省，由于他到处留心收集数学著作，晚年还乡才能“参会诸家之法，附以一得之见”，成为珠算的集大成者。徽商不仅直接对古徽州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更多是间接地推动徽州科技文化的进步。徽商是一种反馈式商业经济，商人们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出经商获利之后，将所获资财返回乡里，置田造屋，创办各种事业，并教子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徽商的雄厚资本，使得古徽州文化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兴办学校在培养人才，促进科技发展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徽商为古徽州积聚了雄厚的物力、财力，进而培养人力，这是古徽州科技出现鼎盛局面的物质文化基础。“千艘舳舫四海通，亦官亦贾亦儒宗。文明若论因何盛?应数徽商第一功。”诗人刘夜峰深刻道出了徽州这段历史因果。

最漫的温柔

徽 州 科 学
数 学
    《四元玉鉴》 宋末著名的数学家朱世杰著。他把“天元术”（即一元代数学）发展为“四元术”（即多元代数学），把“差分法”阐发无遗。但是由于战乱，该书湮没无闻。直到清道光二年，歙县数学家罗士琳重获此书，凭借高深的数学修养和坚忍不拔的刻苦精神，历经十二寒暑，于1835年完成《四元玉鉴细草》。全书把原书3卷扩充为24卷，其篇幅比原书多好几倍。正是由于罗士琳的工作，才使得我国数学史上的辉煌创造“四元术”绝而复苏。
    《算法统宗》 明代屯溪著名数学家程大位著。全名《新编直指算法统宗》，是一部注重实用的通俗数学教科书。内容包括当时能收集到的各种实用数学问题和数学方法，依《九章算术》的次序，分为九章，分别叙述整数、分数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等数学基本知识。按方田、粟米、差方、少广、商功、均输、盈、方程、勾股等九项，叙述各种数学问题及解法。这部书的精华部分，是全面介绍了珠算以及珠算的各种方法和归除口诀，并用图形加以详细说明，从而大大推广了算盘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衡斋算学》 清代歙县数学家汪莱著。共7卷，对割圆术、级数、方程式论等问题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对方程式根的研究，尤多创见。
    “算经十书复原” “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辑古算经》、《算术记遗》，是我国古代数学的精华，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明代以后，“算经十书”先后湮没失传，十八世纪著名思想家戴震，力挽狂澜。继承和发掘中国数学传统，对“算经十书”进行校勘和审核，使之基本呈现全貌，为祖国数学的发扬光大作出特殊的贡献。
    《不动点类理论》 旌德人江泽涵著。江泽涵为我国拓扑学研究创始人，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与他所领导的小组一起，打破不动点类理论停滞多年的僵局，开创了新的途径，取得系统的研究成果，对拓扑学理论的革新贡献较大。该书正是这一研究成果的总结。
    物 理 学
    白光色散现象研究 关于白光色散现象，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但最早对这一现象作出精辟解释的则为南宋时期休宁人程大昌。他在《演繁露》卷9明确指出五色光彩来源于日光，接触到色散现象的本质，对于虹的色散本质认识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镜镜冷痴》 清代著名试验物理学家郑光复著。全书共分5卷，对物体的颜色，光的直线传播、反射、折射，反射镜和透镜的成像，光学仪器的制造都做了全面详细的阐述。书中还介绍了幻灯机的原理、装置和调制方法，介绍了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的几种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宝库。
    生 物 学
    《鹌鹑谱》 清代休宁人陈石麟著。书中分“原始”、“相法”、“饲养各法”三部分，对61个品种进行描述，是一部对鹌鹑形态、习性、饲养方法、叙述极为周详的专谱，对陷进饲养业仍有参考价值。
    《农书》 元代旌德县尹王祯所著。共分《农桑通诀》、《农器图谱》、《百谷谱》三部分，该书图文并茂，系统总结了我国南北方的农业生产经验，在农业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广群芳谱》 清代汪灏等受康熙帝命，以明代王象晋著《群芳谱》为基础，进行增删修补，使全书更严谨，内容更丰富。全书共100卷，于1708年改编完成。
    《笺卉》 清代吴菘著黄山花卉专著。共记黄山花卉35种，逐一描述其性状、花期、产地等，文字简明，引人入胜。使记述黄山花卉的第一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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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培元派”的医学主张是什么
新安医学名家既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又注重医学实践。明代祁门名医汪机师崇金元丹溪、东垣之学，但在学术上尊古而不泥古，在实践中辩证论治，提出了以“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治疗思想，这使自明以降出现的新安医药范畴的“培元派”后来发展为“固本培元派”。
    其后，汪副护，字天相，休宁城西人，师祁门汪机，专以扶元气为主，因改号培无。著有《试效集成》等书行世。孙一奎(1520-1600)，字文垣，休宁人，为汪机再传弟子，注重元气之生生不息，自号生生子。对阴阳、宗气、营气、卫气、三焦、包络、命门、相火等理论颇多发挥。孙氏以命门为动气之所系，三焦为原气之别使，火为生生不自之机，而宗、营、卫、原之别，统关人身阴阳两气，而益以正气为宗，故注重正气之补排齐 ，而倡“生命之运动在于气”。著《赤水玄珠》全集行世。吴正伦，字子叙，号春岩，明代歙县人，精于医，著《脉症治方》等行世，至其裔孙吴楚，临证用药，多从培补，吴氏世家所谓“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其后，尚有歙县人张柏、休宁汪文绮、歙县吴鉴泉等，自祁门汪机以降，均重在温补培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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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书《重楼玉钥》
《重楼玉钥》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喉科专著。作者郑宏纲（1727-1787年），字纪源，号梅涧， 又号雪萼山人，歙县郑村人，为“西园喉科”世家创始人郑于丰之子，是海内公认的清代喉科名家。《重楼玉钥》是郑梅涧根据江西黄明生授徒秘本，参以自己临床经验增订而成。分上下二卷，上卷阐述喉科方面的基础理论，辩证施治方法，收载内服药24方，咽喉局部吹药28方，熏、含化、外敷药6方，卷末附“梅涧论症”二则；下卷专论喉症的针灸疗法。该书是最早记载白喉病的文献。书中对白喉的病理有独到的见解，指出白喉属少阴一经， 邪伏其间，盗其肺金之母气，故“喉间发白”，为后世创“养阴清肺汤”奠定了理论基础。
    郑梅涧长子郑枢扶（1746-1813年）名承瀚，字若溪，著述甚多，有《重楼玉钥续编》、《喉白阐微》等。枢扶继承父业，对白喉研究颇深，很有心得。乾隆六十年（1795年）整理其父《重楼玉钥》时，大胆创制“养阴清肺汤”，为提高白喉的治愈率，创出了有效的方法。

可爱的迷糊

徽州历史上的数学研究成果
明程大位继《九章算术》余绪，集珠算知识之大成，著《直指算法统宗》与《算法纂要》。二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外达三百余年，其流传之广非中国古代任何一部数学著作所能比拟。清戴震以“治经闻道”为目地，致力于天算学研究，著有《勾股割圜记》三卷、《策算》等，并参与四库全书馆的工作。从明代《永乐大典》和其他古籍中，辑佚、校勘和复原了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算经十书”，使这些濒于失传的古典数学著作重放光彩。稍后，歙县的汪莱一生从事天文数学的研究，著《衡斋算学》及《衡斋遗书》等，使中国数学史上关于方程根的研究有了突破，在组合论、级数方面的研究颇富创见。
    我国数学的发展和进步，自明以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程大位的工作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而戴震所处的时代，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使得一些学者产生盲目崇拜西学，渐忘中土的思想倾向。戴震则大力推崇中算，致力弘扬祖国数学的历史成就，开古算研究之先河。对于那些视算学为末技，或轻视中算的学者，无异是一种思想的批判，正如《畴人传》所说：“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术，而其道始尊。”汪莱则从数学理论本身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他在方程论、组合论及二进制方面的研究，更是令世人瞩目。程大位、戴震、汪莱等人的学术成就，继承了中国传统数学源流，也为清代末期中西数学的合流起到了接轨的作用，在中国数学史上是有着崇高的地位

未知的情

戴震在中国数学史上有哪些贡献
戴震在中国数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完成了“算经十书”复原工作 。“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辑古算经》、《数学记遗》，是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
    明代以后中国科学技术逐渐停滞和落后，不少重要科技著作，包括“算经十书”在内，先后湮没，以至失传。戴震力挽狂澜，继承和发掘中国数学传统，在中国数学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51岁的戴震受纪昀推荐，清廷特召入“四库馆”充纂修官，在四库馆四年他撰写了《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从《永乐大典》中发掘出当时已经失传的《海岛算经》和《五经算术》，对他人辑佚的《九章算术》进行校勘和补绘图形，对“算经十书”中其他书籍也进行了校勘和审核，使“算经十书”基本呈现了全貌，为中国数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特殊贡献。

尼迫尔

《算法统宗》是一部什么著作
《算法统宗》全称《新编直指算法统宗》，是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程大位著。程大位（1533-1606年），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今属屯溪区）人。少年时代就喜爱数学。20岁左右随父经商，有感于筹算方法的不便，决心编撰一部简明实用的数学书以助世人之用。《算法统字》就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算法统宗》17卷，卷1、卷2介绍数学名词、大数、小数和度量衡单位以及珠算盘式图、珠算各种算法口诀等，并举例说明具体用法；卷3至卷12按“九章”次序列举各种应用题及解法；卷13到卷16为“难题”解法汇编；卷17“杂法”，为不能归入前面各类的算法，并列有14个纵横图。书后附录“算经源流”一篇，著录了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以来的数字书目51种。万历二十一年（1513年）刊行。
    《算法统宗》列有595个应用题的数字计算，都不用筹算方法，而是用珠算演算。评述了珠算规则，完善了珠算口诀，确立了算盘用法，完成了由筹算到珠算的彻底转变。
    《算法统宗》从初版至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翻刻本、改编本，民间还有各种抄本流传，对我国民间普及珠算和数学知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末，日本人毛利重得能将《算法统宗》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先河。清初，该书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

不想你知道

“丈量步车”是什么
“丈量步车”类似于现代的皮卷尺，其主要部分系由竹篾制成。较之于古代量田所用的步弓，丈量步车更为便利而精确。
    明万历九年（1581年），休宁县清理丈量土地，田地均要在规定时间里丈量完毕，并绘制出被称作“鱼鳞册”的田地丈量图，程大位参予了丈量工作。当时采用的传统丈量工具是一般的木尺子。为了测量出不规则形状的田地边长尺寸，农人们要不断地起身弯腰一尺一尺地依次度量并记住尺数，不但常常出错，而且体力消耗很大。程大位一直琢磨着替他们分忧解累的办法。后来他从村中篾匠手中的竹篾和木匠用来弹划墨线的墨匣受到启发，设计出了后来被称作“丈量步车”测量工具，即在类似无盖底墨匣的外套中间，用一个可以转动的十字架，卷入竹节平直的篾尺，篾尺上写有尺寸刻度，再用油涂上，以避免被污泥污染。篾尺收放均从外套下部出篾的匾眼中进出。由于硬尺变软尺，直尺变卷尺，木尺变篾尺，从而实现了尺子的可长可短、收放自如。

星光大道

徽州有哪些地理学著作
宋代程大昌的《禹贡论》、《北边备对》和《雍录》都是比较著名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论》5卷，后论1卷，禹贡山川地理图2卷。前5卷论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详细辨证旧说的错误；后论1卷专论河水、汴水之患；禹贡山川图31幅，以宋以前诸家注释《禹贡》旧说绘图，并祥加辨证，另定新图。该书是研究《禹贡》和宋以前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北边备对》1卷、《雍录》10卷，都是对西北地理的研究考证之作。程大昌不迷信前人之说，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古代重要的地理学著作。
    明代休宁范涞担任海道副使时，著有《两浙海防类考续编》10卷。有图4幅，共41目，对兵卫、巡防、饷额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清代戴震的《重订水经注》，纠正了前人经文与注文相互混淆的错误，成为《水经注》研究的名著。程瑶田的《禹贡三江考》、《水地小记》，歙县张匡学的《水经注释地》也是古代地理学的名著。
    另外，徽州历代地方志的编纂一直比较发达，在传统地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