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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中的相机解读长城是我多年的梦想，可这个梦想却一直徘徊着。十年前，我因采风来到山海关附近的城子峪。一开始，我和其他摄影师一样，每天上山下山，跑遍了这里的沟沟壑壑，从各个角度拍摄长城风光。
正如国内外摄影界广泛流传着的说法那样，渐渐地我发现，在我起早贪黑辛苦拍摄下的长城照片里，“长城始终是一堵Great Wall(伟大的墙)，变化的永远只是阴晴雨雪的季节而已”。正当我为此沮丧不已的时候，没想到与当地村民张鹤珊的一次偶然交谈，却彻底改变了我后来的拍摄方向……
所有的故事
都源于明朝廷的一次破例
在秦皇岛境内374.5公里的明长城沿线，保留得最好的，要数位于河北省秦皇岛抚宁县驻操营镇的城子峪段。然而由于我家在沈阳，所以每次到城子峪村拍摄，我都不得不住在村民张鹤珊的家里。时间长了，彼此便熟络起来。一次聊天中，我偶然得知，原来张鹤珊的祖籍竟然是浙江义乌，并不是河北本地人。
细问之下我才知道，张鹤珊的祖先，竟然是400多年前应征随戚继光来到蓟镇(山海关至北京昌平地区)屯垦筑城的官兵之一。而且不仅是张家，城子峪村的老住户大多都是如此。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么说，他们不都是明长城建筑者的后裔吗？
城子峪就是当时明长城驻军的“火药库”。当年，士兵们将民居和长城连成一个攻防体系，民居的窗户、布局全部根据战事需要修建。等长城修成后，为了更好地护城守城，戚继光又将楼台按户分派给各家守卫，并以各家的姓氏命名，于是才有了城子峪长城上的张家楼、李家楼……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沉浸在这个发现的兴奋之中。我开始留意起村民们的生活细节，发现他们的风俗的确有许多不同于河北当地：大妈们爱包一种波罗叶饭，孩子们爱玩一种独特的“五子棋”，就连他们冬天用来烤火的泥火盆也比一般的火盆要小一号……还有他们代代相传的诸如“下雨天点燃棉被报烽火”和“丈夫战死后妻子接替丈夫守边”等故事。
越了解越深入，慢慢地，我与城子峪村的这群长城建筑者的后裔们结下了不解的情谊，无论是他们的春耕秋收、添丁进口，还是红白喜事，村里人都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们拍些照片做个留念。而多年来，我与张鹤珊一家所结下的深情厚谊更是令我时时感怀。
记得2006年春节期间，我来到城子峪村要拍些风俗民情。当张哥、张嫂得知邻村有秧歌、踩街和逛庙会等传统活动后，他俩一刻也不肯耽误，赶紧在夜色朦胧中去借来一辆拖拉机带我去。出发前，司机问张哥“走村后河套那条路，中不？”张哥说：“中啊”。
谁知车行到中途，竟然发生了侧翻。就在我快要连人带包一起滚进冰河里时，张哥、张嫂急忙将重心压向拖拉机的另一侧，同时大喊“田立快下车！”没等我反应过来，拖拉机便翻进了河里，危急中多亏张嫂护住我，我才没掉进河里，但她和张哥却掉进了没腰深的冰河中。后来还是司机用绳子才将他们二人拉了上来。都说患难见真情，那一刻他们的深情我将永生难忘。
一张引起争议的绝壁长城照片
除了这次冰河涉险之外，拍摄中我还有多次的遇险经历。
在我的拍摄作品中，有一张在全国专业风光大赛中获过大奖的照片。这张照片在当时曾引起了一场争议：在最初看到这张照片时，圈内有好几位专拍长城的资深摄影人，都怀疑这并不是实景拍摄的。
但这张照片，却的确是百分之百的实景拍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城子峪长城段的拍摄，都是由对方圆数百里了如指掌的张哥给我做向导。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除了最后一处以外，附近长城的沟沟壑壑几乎都已经被我俩走遍了！我赶紧恳求他带我去他口中的“最后一处”。谁知张哥竟一本正经地说：“也就是你吧，别人说死也不行，那里太危险了。”
于是，那天半夜，我俩带着张嫂为我们准备的干粮摸黑进了上山的小路。几经辗转，我们终于在星光微茫中来到了石笋般的独峰下。只见张哥麻利地解开缠在腰间的麻绳，随着“嗖——”的一声，抛出去的麻绳准确地系在了一块突起石头上。张哥拽着麻绳试了试虚实，然后便身手敏捷地攀了上去。过了一会儿，绳环从上面扔了下来，我来不及多想，紧了紧背在背上的摄影器材，便鼓着劲儿勉强往山上蹬。
好不容易蹬了上去，一看，四周仍然没有路，我不由得有些气馁。张哥见了，拿话激我：“怕了吧，回去？”但既然来了，我哪里肯就这么空手而归，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没过多久，张哥回头叮嘱我说：“不要离我太近，留出三五米的距离来”。我点头答应着。
沟深草厚，树丛密集。突然，张哥用手示意我停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只听到风吹过草地的“哗哗”声。就在这时，张哥迅速地一手抓住身旁的树干，一手抡起随身带来的棒子，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光影。
